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与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经研究后决定组建一个“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赴各个战区去慰劳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这项建议送到国民政府后没用多长时间就被蒋介石和军委会所采纳。蒋介石为什么会如此痛快地答应中共方面的这个要求呢？实际上，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他的如意算盘的。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作出的决定。然而，共产党始终是他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蒋介石无不苦思冥想着消除异己的计谋。这次慰劳团去前线采访，北团必需要经过陕甘宁边区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为借机前往延安了解中共的实情，以便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的方针“对症下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反共方案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组建慰劳团容易，在委任慰劳团团长的人选时，蒋介石颇是费了一番心血，这个人必须要忠诚他蒋介石才行啊，思前想后，蒋介石最后认定团长一职非反共干将贺衷寒莫属。
1939年8月下旬，贺衷寒率领“慰劳团”北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在洛川落脚。为了封锁延安的真相，贺衷寒不愿让随团的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进延安采访报道。临出发前，贺衷寒突然将三位记者找去，告诉他们明天去延安和榆林，要他们三位不必同行，回到西安等候。但这三位记者可不是贺衷寒能随便摆布的庸常之辈，他们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大记者。然而，让贺衷寒更想不到的是，这三位记者都是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先生是一位斗争经历非常丰富的革命者，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遵从组织指示打进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新民报》虽说是一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家报纸，但21岁的记者张西洛在193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扫荡报》则是国民政府系统的报纸，记者耿坚白是位年逾四十的老先生。在中共建党初期就加入共产党，曾一度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27年后脱党，但从未危害党，仍倾向进步。三位记者都明白贺衷寒捉政治迷藏的险恶用心，他们与贺衷寒据理力争。贺衷寒被三个人问得无话可答，只好退让一步，允许他们同去延安，但不准报道一个字。
慰劳团到延安后受到延安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宴会后又陪同慰劳团一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有千余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了欢迎词。针对当时国民党正在酝酿发动的反共高潮而进行的阴谋活动和蓄意挑起的摩擦，毛泽东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告诫国民党顽固派不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在欢迎词中明确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三位记者受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讲话所激励和鼓舞，回到住宿的窑洞，交换着各自的心得体会。然而，令他们十分为难的是，贺衷寒已有禁令在先：“不准写一个字。”
怎样才能突破贺衷寒的约束呢？三人反复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问话的方式发表谈话，这既突破贺衷寒的“不准记者写一个字”的禁令，而且由中共最高领袖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可想而知，那将会在国内外产生最为巨大的影响。三位记者因有了对付贺衷寒的办法而兴奋不已，立即从炕上爬起来，彻夜讨论和草拟出一份问题表来。第二天早晨，他们乘贺衷寒不备，将问题表交给陪同慰劳团用早餐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并请那位负责同志转告毛泽东，若毛泽东愿意接受采访请早作安排。很快，陕甘宁边区交际处金诚处长就告诉他们：“毛主席说，他非常欢迎新闻界的朋友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9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三位记者，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当三位记者提出共产党如何对待所谓的国共摩擦时，毛泽东站起来坚定地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这次谈话内容被延安的《新中华报》以及解放区的一些报刊刊登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三位记者寄回通讯社和报社的稿件却被锁到总编辑的办公桌抽屉里，没敢让它与大后方广大读者见面。后来三记者将稿子寄给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将谈话稿发到香港、南洋等地，被几家华侨报纸登在显要的位置。就这样，毛泽东跟三记者的谈话在中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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