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政治与艺术之间：萧军在延安
2014-12-10 08:59:21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手上有一张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拍摄的照片，照中人物站坐随意，东张西望，表情各异，甚至还有人咬着耳朵在密谈着什么。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毛泽东身体向前微欠，面色柔和若有所思。站在最后一排的作家萧军衣襟敞开，站姿笔挺，脸上微有笑意，略显有些落寞不群，与场上轻松欢愉的主色调稍感疏离。从照片里人群的姿态布局看，象是在座谈会间歇期拍摄的，也许他们刚刚从聆听毛泽东演讲的肃然情绪中松弛下来。在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名演讲中，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文学艺术家在新的空间里应该如何感受生活的问题。呼吁那些从上海亭子间跑过来的人尽快辨别出“革命根据地”与所谓“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差异，并尽快适应它。
毛泽东自信地宣称，来自亭子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体会到时代特征的转变。“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完全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在这片民众当家作主的崭新世界里，文学艺术家必须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为目标检验自己的改造程度。在这个群体中不允许有私人的存在，艺术家用不着再去挣扎观望，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铁下心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这个“牛”字是从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中引申借用而来。Ajs武进新闻网_武进第一综合门户|
“孺子牛”是谁？
毛泽东用新发明的“牛论”向坐在台下的亭子间艺术家们喊话，语调明确坚定，坐在底下听演讲的萧军不会听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否同意毛泽东的这套“牛论”，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其内心波动犹疑的蛛丝马迹，如在和朋友聊天时萧军就苦闷地说，工农革命是为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革命是单纯为了心。可见，在听完“牛论”之后，这些亭子间文人并未马上清晰地找到内心世界与民众身体相结合的切入口。
萧军以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可贵的也是痛苦的，工农革命受直接的利益所得和驱使，知识分子革命却直接导致生活水准降低，往往要以精神和身体的不自由为代价，克服双重的困难。言外之意，让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做工农的“牛”，损失将会是巨大的，他不但要战胜自己，战胜敌人，还要战胜各种诱惑。
由此看来，即使基于民族大义的召唤，勉强服从政治目标的规训，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否就能真正得到安置的确让人起疑。对于文学而言，逼迫一个人去歌颂他所认为平凡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萧军举例说，陕北人没见过洋楼，看见了杨家岭的办公厅也觉得惊奇，至于在都市住过洋楼的人，他怎能有心情去歌颂它，即使有心情也是在理性和责任的驱动下去体验那艰苦的过程而已。因为吃过鱼肉的人，对于仅仅吃饱了饭的“幸福”是不会产生兴奋的，这就是劳苦大众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点。萧军深知自己这类满身都是“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作家，在根据地浓厚的政治气氛中必定感到格格不入。在萧军眼里，艺术和政治正如相互试探的情人，只能偶尔亲暱，最终还要分开，是政治吞噬艺术，还是艺术独立于政治，始终是他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
有一次读《托尔斯泰传》，萧军觉得托尔斯泰性格中有那种反抗一切既成权威，而要成为一个“王”的感觉，以至到了无原则的偏狭程度，很有些与自己相像。萧军憎恶浅薄的机智和趣味，不爱市民阶层，不喜欢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自诩为“初期的英雄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自己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民族革命斗争的人们，一旦与民众接触就会发生天然的亲近感，这个自我定位不知不觉把自己摘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队列。萧军自认这种身份感的产生与父母出生于不同的家世有关，他的母亲是没落的官家女儿，瞧不起平民，父亲是贫苦的平民出身，看不起官家的高贵，自己的性格中同时具备官家和平民的质素，时常激烈地相互缠绕对抗，其中一个终究要杀死另一个，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杀死了母亲”。
萧军曾把身边尊敬的友人和自身对比做过一个粗略的分类，如把毛泽东看作是儒家，鲁迅是儒家兼墨家，他本人属于儒与侠一类。有一次和彭真谈话，他说自己身份近于名士与游侠，共产党人以集体主义走向政治的风格近于孔孟，两种风格虽异，人生指向则同。
正是在强烈的游侠之气支配下，萧军偶尔会焕发出与民众亲近的冲动。声称作为一个真实作家和人，一定要能滚进一切生活里面去，旁观者和隔着玻璃看景致的办法是不妥的，所以为了要描写新人，必须去前方和“新人”一起生活。在讨论“给谁看”“看什么”这两点上，他发表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界定出文艺的对象是革命青年、进步军人、进步的工人，一部分行政工作者，很奇怪，他觉得“农民差一些”，勉强把他们归到了次要的位置。大体而言，萧军对民众的分类理解与《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些想法也与《讲话》并不违背，如说艺术在内容上尽可能深而又深，表现形式上要浅而又浅，做到“深入浅出”，提高和普遍并行，多写具体形象，少玩抽象的雕琢语句，朦胧、磨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文学的书写任务固然是“技师”的工作，也担负“灵魂”塑造的责任，但不能常常想着自己是“作家”，这样容易居高临下搞特殊化，在群众眼里有当“牧师”的嫌疑等等。
在延安的特殊环境里，是否要描写群众有时会取决于一时一事的偶然感动，如遇到某个坐过国民党大牢逃到延安的残疾女工谈起她的悲惨经历，某次参观八路军兵工厂发现多是劣质的土枪土炮，由他们的决死精神引发的心理震颤，甚至延安晚会上扮戏的戏装可怜地全用一些普通衣裳改成，帽子用纸糊上，胡子用麻黏上，一条板凳权作了门灯这类琐事，都被认为是真挚的献身精神的绽放，热情而美丽，即使感到表演幼稚浅薄乃至丑恶，让人大笑一场后仍然真实地感动起来，“因为社会的进步不是建立在狭小冷淡无所为的鹦鹉脑袋身上，而是建筑在蠢笨的牛和可笑的傻子们身上。”把民众比喻成蠢笨的“牛”和“傻子”，有点象说某人傻的可爱，显然与毛泽东认定小资产阶级才是些蠢笨的“孺子牛”的看法南辕北辙，在延安可能被扣上蔑视民众的帽子，可正是在这个朴素的起点上，萧军开始憎恶说风凉话的吹毛求疵者，指手划脚的取消论者，艰难地适应着毛泽东“牛论”所规定的人心改造方向。
探海取珠，须记住不要被海水湮没
1942年，萧军一度被排挤下放到延安附近的碾庄生活了四个月，真真切切地当起了农民，在碾庄他不但需要自己每天上山砍柴，还要到处向村民借粮度日。难怪他在劳累一天后会在《日记》中写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尝尝这味道，自己担水、烧饭、砍柴，再种上几垧地自给自足。他们要累得爬不起来，那美丽的田园思想，牛皮理论瞬间就会破灭。一粒米如何来之不易，将要被现实所验证了。又概叹真正伟大的性格在劳动者中间，和他们接近，渐渐纯洁了自己的感情，更坚强了意志，洗净了虚浮不正的东西。甚至乡村女人也变得健康、愉快和美丽，他开始鄙夷那些不事生产装模作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女人们，讥讽她们庸俗可憎。
在给林伯渠的一封信里，萧军承认自己身上有着许多“文人结习”和“逸民气”，很讨厌它们，也时时想克服，却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掉。和朱德聊天，萧军能感觉到他身上充沛着宽厚纯真的现实主义，爱平庸不爱锋芒，爱实际不爱空谈。朱德主张作家写写短篇与通俗小说，给军人写小册子，讨厌卖弄才华的人，也不满那些不爱真实工作的人。面对这位善良有力单纯的长者，萧军突然感到自己太尖刻了，显得单薄年轻，轻飘飘地不够沉稳，甚至引起一种孩子要讨好父亲的感情。事后觉得很羞耻，转念一想又觉不必如此矜持。
毛泽东自信地宣称，来自亭子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体会到时代特征的转变。“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完全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在这片民众当家作主的崭新世界里，文学艺术家必须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为目标检验自己的改造程度。在这个群体中不允许有私人的存在，艺术家用不着再去挣扎观望，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铁下心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这个“牛”字是从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中引申借用而来。Ajs武进新闻网_武进第一综合门户|
“孺子牛”是谁？
毛泽东用新发明的“牛论”向坐在台下的亭子间艺术家们喊话，语调明确坚定，坐在底下听演讲的萧军不会听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否同意毛泽东的这套“牛论”，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其内心波动犹疑的蛛丝马迹，如在和朋友聊天时萧军就苦闷地说，工农革命是为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革命是单纯为了心。可见，在听完“牛论”之后，这些亭子间文人并未马上清晰地找到内心世界与民众身体相结合的切入口。
萧军以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可贵的也是痛苦的，工农革命受直接的利益所得和驱使，知识分子革命却直接导致生活水准降低，往往要以精神和身体的不自由为代价，克服双重的困难。言外之意，让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做工农的“牛”，损失将会是巨大的，他不但要战胜自己，战胜敌人，还要战胜各种诱惑。
由此看来，即使基于民族大义的召唤，勉强服从政治目标的规训，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否就能真正得到安置的确让人起疑。对于文学而言，逼迫一个人去歌颂他所认为平凡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萧军举例说，陕北人没见过洋楼，看见了杨家岭的办公厅也觉得惊奇，至于在都市住过洋楼的人，他怎能有心情去歌颂它，即使有心情也是在理性和责任的驱动下去体验那艰苦的过程而已。因为吃过鱼肉的人，对于仅仅吃饱了饭的“幸福”是不会产生兴奋的，这就是劳苦大众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点。萧军深知自己这类满身都是“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作家，在根据地浓厚的政治气氛中必定感到格格不入。在萧军眼里，艺术和政治正如相互试探的情人，只能偶尔亲暱，最终还要分开，是政治吞噬艺术，还是艺术独立于政治，始终是他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
有一次读《托尔斯泰传》，萧军觉得托尔斯泰性格中有那种反抗一切既成权威，而要成为一个“王”的感觉，以至到了无原则的偏狭程度，很有些与自己相像。萧军憎恶浅薄的机智和趣味，不爱市民阶层，不喜欢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自诩为“初期的英雄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自己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民族革命斗争的人们，一旦与民众接触就会发生天然的亲近感，这个自我定位不知不觉把自己摘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队列。萧军自认这种身份感的产生与父母出生于不同的家世有关，他的母亲是没落的官家女儿，瞧不起平民，父亲是贫苦的平民出身，看不起官家的高贵，自己的性格中同时具备官家和平民的质素，时常激烈地相互缠绕对抗，其中一个终究要杀死另一个，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杀死了母亲”。
萧军曾把身边尊敬的友人和自身对比做过一个粗略的分类，如把毛泽东看作是儒家，鲁迅是儒家兼墨家，他本人属于儒与侠一类。有一次和彭真谈话，他说自己身份近于名士与游侠，共产党人以集体主义走向政治的风格近于孔孟，两种风格虽异，人生指向则同。
正是在强烈的游侠之气支配下，萧军偶尔会焕发出与民众亲近的冲动。声称作为一个真实作家和人，一定要能滚进一切生活里面去，旁观者和隔着玻璃看景致的办法是不妥的，所以为了要描写新人，必须去前方和“新人”一起生活。在讨论“给谁看”“看什么”这两点上，他发表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界定出文艺的对象是革命青年、进步军人、进步的工人，一部分行政工作者，很奇怪，他觉得“农民差一些”，勉强把他们归到了次要的位置。大体而言，萧军对民众的分类理解与《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一些想法也与《讲话》并不违背，如说艺术在内容上尽可能深而又深，表现形式上要浅而又浅，做到“深入浅出”，提高和普遍并行，多写具体形象，少玩抽象的雕琢语句，朦胧、磨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文学的书写任务固然是“技师”的工作，也担负“灵魂”塑造的责任，但不能常常想着自己是“作家”，这样容易居高临下搞特殊化，在群众眼里有当“牧师”的嫌疑等等。
在延安的特殊环境里，是否要描写群众有时会取决于一时一事的偶然感动，如遇到某个坐过国民党大牢逃到延安的残疾女工谈起她的悲惨经历，某次参观八路军兵工厂发现多是劣质的土枪土炮，由他们的决死精神引发的心理震颤，甚至延安晚会上扮戏的戏装可怜地全用一些普通衣裳改成，帽子用纸糊上，胡子用麻黏上，一条板凳权作了门灯这类琐事，都被认为是真挚的献身精神的绽放，热情而美丽，即使感到表演幼稚浅薄乃至丑恶，让人大笑一场后仍然真实地感动起来，“因为社会的进步不是建立在狭小冷淡无所为的鹦鹉脑袋身上，而是建筑在蠢笨的牛和可笑的傻子们身上。”把民众比喻成蠢笨的“牛”和“傻子”，有点象说某人傻的可爱，显然与毛泽东认定小资产阶级才是些蠢笨的“孺子牛”的看法南辕北辙，在延安可能被扣上蔑视民众的帽子，可正是在这个朴素的起点上，萧军开始憎恶说风凉话的吹毛求疵者，指手划脚的取消论者，艰难地适应着毛泽东“牛论”所规定的人心改造方向。
探海取珠，须记住不要被海水湮没
1942年，萧军一度被排挤下放到延安附近的碾庄生活了四个月，真真切切地当起了农民，在碾庄他不但需要自己每天上山砍柴，还要到处向村民借粮度日。难怪他在劳累一天后会在《日记》中写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尝尝这味道，自己担水、烧饭、砍柴，再种上几垧地自给自足。他们要累得爬不起来，那美丽的田园思想，牛皮理论瞬间就会破灭。一粒米如何来之不易，将要被现实所验证了。又概叹真正伟大的性格在劳动者中间，和他们接近，渐渐纯洁了自己的感情，更坚强了意志，洗净了虚浮不正的东西。甚至乡村女人也变得健康、愉快和美丽，他开始鄙夷那些不事生产装模作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女人们，讥讽她们庸俗可憎。
在给林伯渠的一封信里，萧军承认自己身上有着许多“文人结习”和“逸民气”，很讨厌它们，也时时想克服，却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掉。和朱德聊天，萧军能感觉到他身上充沛着宽厚纯真的现实主义，爱平庸不爱锋芒，爱实际不爱空谈。朱德主张作家写写短篇与通俗小说，给军人写小册子，讨厌卖弄才华的人，也不满那些不爱真实工作的人。面对这位善良有力单纯的长者，萧军突然感到自己太尖刻了，显得单薄年轻，轻飘飘地不够沉稳，甚至引起一种孩子要讨好父亲的感情。事后觉得很羞耻，转念一想又觉不必如此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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