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8日，我老婆患病住进了榆林一院9楼42床。病房44床同住的是绥德三十里铺的老农民，叫王富堂。
我在陪床时与王富堂攀谈了几天，话题自然离不开《三十里铺》这首民歌。王富堂讲，三十里铺的四妹子王凤英和三哥哥郝增喜，他俩的关系是清白的。
他说，郝增喜他爸从小就在奶头上给他订下了娃娃亲。凤英后来也嫁到了郝家洼，他们二人没什么不清不白的地方。况且，过去的男女婚嫁都是由父母所定、媒妁所约而成。那个媒人也不会给郝增喜另说其他女孩的。民歌都是胡编乱唱的，要不，郝增喜当兵到了靖边（歌词上说是定边）后，也听到了这首歌，还不知道唱的是自己呢。
我对他说，在《三十里铺》这首歌的附记里，书上是这样写的：《三十里铺》这首陕北民歌流传甚广。1942年春天，绥德城东三十里铺村郝家的三儿郝增喜披红戴花应征参加了“八路军”。郝增喜年方十九，生性活泼，爱开玩笑。临行前，村民们为他送行，他笑着对伙伴们说：“人家都有个婆姨来，就咱没个知心人”。说笑中，本村王家的四女王凤英，年方十六岁，正站在硷畔上倒泔水。这时，一位同伴指着凤英说：“你看，那不是四妹子在照你吗？”一句玩笑话，惹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于是众人当场即兴，你说一句“三哥哥今年一十九”，他来一句“四妹子今年一十六”。此情此景感动了民歌手常永昌，遂唱出了这首民歌。这首民歌唱出后，不久便流传到当时中央所在地延安，深受文艺工作者的喜爱，他们专程来绥德，把它整理、改编成现在的《三十里铺》。
王富堂讲，那只是书上编的，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他说，歌儿肯定是常永昌编的。编唱的时间要比郝增喜参军还要早几天，而且当时仅有前三段词。不过，要说郝增喜和王凤英两人纯粹没有任何瓜葛，也不是事实。客观上他两家是住在同一个村，而且是上下硷的近邻。虽然都是穷庄户人，可关系很好，很亲近。两家的孩子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凤英从小叫增喜三哥，增喜从小也叫凤英四妹。过去陕北的小孩都叫小名，没有大名，等孩子长大了才给起大名。因此，就连两家大人也是这么称呼的。凤英家的父母叫增喜“三儿”、“三娃”，在凤英跟前也说“你三哥”、“叫你三哥嗑”，“又跟你三哥啦死嗑兰”；增喜的父母也叫凤英是“四儿”、“四女”、“四娃”。他妈在增喜跟前也常说“叫你四妹嗑”，“又跟四女子啦串嗑兰”，等等。
其实，凤英也知道郝增喜从小就订了娃娃亲，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也就没有想男女之间的事情。两个孩子从小在一起玩藏猫猫、点鉢鉢，挖窑窑、种豆豆。一起上山挖野菜、乱羊草，你帮我、我护你也是常事。一起长大的娃娃，也几乎形影不离，双方的心理上也没有任何压力，也不会干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只是过了豆蔻年华，长大懂事了，也就往来少了，不像原来那么亲热罢了。但是，作为凤英本人，当时还没有订亲到郝家洼，就是说还没有对象，在心理上对郝增喜有某种想法，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三哥哥忽然被抽丁当兵远离家门，作为一块玩大的同伴， 凤英当时心中有悲苦，我想也是应该理解的。再说，凤英从小长的亲，人见人爱，就是当年的常永昌，也有些“葡萄是酸的”心理。说到常永昌，王富堂讲:在三十里铺大路旁，有一姓周的大财主，开着一处骡马大店。这个骡马大店当年是陕北东渡黄河、通向山西的必经之路中的一处大站。因为解放前的运输全是马帮和骆驼队，三十里铺大店便是从黄河过来回陕北的必住大店。这个周家大店光长工就有12人，这在当年可是个很了不起、很有名气、很大很大的“骡马大店”。在周家的长工里，有一个住在三十里铺村、沟对面的年轻后生，名叫常永昌。身材高大、膀宽臂粗。干的是掏粪、垫圈、铡草、喂料、挑水、扫院等粗活、重活、脏活、累活，因为住的邻近，凤英和郝增喜的出出进进，常永昌看的是一清二楚，心里不免产生一种酸酸的、不可名状的醋意和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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